当券业整体在政策暖风下迎来业绩回暖时，中泰证券的密集“补血”动作显得格外刺眼。
11月25日，这家背负近900亿有息负债的券商官宣60亿定增落地，加上待注册的150亿短期公司债及年内已募的115亿短融，其2025年融资规模将突破300亿。
然而在行业净利润平均增长21.3%的2024年，中泰证券10.81亿元的净利润较巅峰期缩水过半。
2024年8月，执掌公司17年的原董事长李某因贪污1003万元、受贿近4000万元，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，其涉案领域覆盖股份转让、贷款审批等核心业务，甚至纵容亲属“搭便车”牟利。
而在此前一年，原总经理毕某国因违规持有拟上市企业股份五年，被证监会罚款250万元，连同投行部门两名高管形成“窝案”，直接重创投行业务信誉。
这场大规模融资究竟是救命钱，还是延缓危机的“止痛药”？答案藏在其高企的债务、萎缩的业绩与崩塌的信任链中。
融资成瘾，300亿“补血”填不满债务窟窿
中泰证券的财务报表上，始终存在一道荒诞的鸿沟：账上货币资金看似充裕，实则“手无余粮”。截至2025年3月底，公司合并报表货币资金达622.66亿元，但其中542.34亿元是客户交易结算资金，真正可自由支配的自有资金仅80.32亿元，占总资产比例不足4%。
这种“纸面富贵”的背后，是近900亿有息负债的重压，而60亿定增净额中，15亿明确用于“借新还旧”，占比四分之一。
其中，债务的利息成本已成为吞噬利润的黑洞。2022至2024年，中泰证券每年利息支出均稳定在30亿元左右，2025年前三季度18.12亿元的利息开销，已接近同期8.02亿元净利润的2.3倍。
对比行业数据更显尴尬：2024年头部券商中信证券净利润达217亿元，即便是中小券商华林证券，净利润增速也超10倍，而中泰证券却在“利润不够还利息”的恶性循环中挣扎。
更令人担忧的是融资依赖症的加剧。此次定增是其2020年上市后的首次股权融资，却选择在债务压力峰值期推进，叠加150亿短期公司债的融资计划，其一年内需偿还的债务规模与新增融资几乎持平。
有券商分析师直言：“短期融资密集到期与长期盈利能力不足的错配，让中泰证券陷入‘越融越穷’的怪圈，300亿融资或许只能撑过半年流动性考验。”
业绩崩塌，王牌业务褪色与战略失焦
曾以“新三板做市之王”自居的中泰证券，如今正经历核心业务的全面退坡。
巅峰时期其累计为341家企业提供做市服务，稳居行业第一，但截至2024年6月底，做市股票仅剩29只，上半年新增挂牌企业仅3家，不足昔日零头。
在注册制改革深化的三年窗口期里，多数券商通过投行转型抢占市场，而中泰证券2025年上半年仅完成1单IPO、2单再融资，承销规模同比暴跌53.42%，彻底错失转型机遇。
业绩数据的滑坡更直观地展现其经营困境。盈利能力的持续萎缩，进一步加剧了这一恶性循环。2023年，中泰证券净利润短暂反弹至20.61亿元，但2024年又迅速回落至10.81亿元，几乎“腰斩”。今年上半年，公司营收52.57亿元，净利润8.02亿元，虽看似尚可，但背后却是核心业务的全面退坡。
定增方案中规划的“转型蓝图”更像镜花水月。10亿元投向另类投资、10亿元补充做市业务、5亿元支持财富管理——这些需要长期培育的业务，在2024年行业财富管理业务普遍回暖的背景下，中泰证券却未能拿出亮眼成绩单。
更值得质疑的是，15亿元信息技术与合规风控投入，能否弥补常年的合规短板？要知道2024年其青岛营业部员工因违规发布投资建议被监管警示，暴露出的是全链条合规管理的失效，而非单纯技术问题。
高管塌方与内控失效的致命伤
如果说债务与业绩是“外伤”，高管腐败与内控失灵则是中泰证券深入骨髓的“内疾”。
2024年8月，执掌公司17年的原董事长李某因贪污1003万元、受贿近4000万元，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，其涉案领域覆盖股份转让、贷款审批等核心业务，甚至纵容亲属“搭便车”牟利。
而在此前一年，原总经理毕某国因违规持有拟上市企业股份五年，被证监会罚款250万元，连同投行部门两名高管形成“窝案”，直接重创投行业务信誉。
高管腐败的背后，是公司治理结构的系统性缺陷。李某与毕某国均出身莱钢集团，共同主导中泰证券上市进程，长期形成的“山头文化”让董事会监督形同虚设，合规风控沦为形式。
这种权力集中的隐患在行业内并不多见——即便是快速扩张的中小券商，也多通过引入外部董事完善制衡机制，而中泰证券直到高管接连落马后，才在年报中提及“加强内控建设”，整改动作滞后且敷衍。
在证券行业集中度持续提升的2025年，中小券商的生存逻辑已从“规模扩张”转向“质量竞争”。中泰证券试图用60亿定增掩盖三重危机的做法，显然偏离了行业发展主线。当华泰证券通过国际化布局开辟增长空间，广发证券用43个AI大模型赋能业务时，中泰证券仍在为填补债务窟窿、重建信任而挣扎。
60亿定增或许能让中泰证券暂时躲过流动性危机，但要真正走出困局，还需回答三个核心问题：如何将利息支出控制在净利润可覆盖范围？怎样重建投研团队与投行品牌？以及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杜绝“高管提款机”现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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